多重人格并非自然疾病而是社会造物
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医学界压根不存在“多重人格”这一独立出来的概念。那时像“双重意识”“梦游症”等症状，散见于催眠、癔症以及灵媒现象的讨论里，相互纠缠，难以厘清。哈金经梳理历史发觉，这个疾病类别并非科学家偶然发现的自然种类，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社会运动与文化诉求共同作用下，一步步被“建构”而成的知识客体。这个过程并非某个阴谋家的蓄意安排，而是多种因素相互缠绕所形成的动态结果。
法国患者激烈英国患者温和并非生物差异
哈金指出这么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同一时期，法国的多重人格患者症状显得激烈，英国的多重人格患者症状表现得温和。这不是因为两国人的生物基础存在不同，而是不同的医学传统以及文化期待“训练”了患者该如何去表现。法国的精神病学传统更侧重于戏剧性以及催眠效果，英国的精神病学传统更为偏向克制。患者在无意识的状态下依照医生以及社会的预期，学习成为一名“合格”的多重人格患者了。这足以充分说明，科学分类并不是对自然秩序的被动反映，而是对社会秩序的一次主动介入。
医生之间的权力斗争塑造疾病定义
掌控权力处于顶端位置的男性科学家身份的精神病学家，和投身于女权运动身处基层的治疗师，针对多重人格持有完全不一样的态度，前者趋向于运用生物医学模型来进行解释，后者偏偏更着重关注社会创伤以及性别压迫，这并非单纯的欺骗行为，而是在特定权力场域当中形成的“第二本性”，哈金详细叙说了不同阵营的那些医生怎样依据自身的机制、训练以及所拥有的权力，为争夺对疾病定义的话语权展开争斗，权力以“毛细血管”的形式渗透至知识生产的每一个环节，塑造着医生以及患者的认知。
虐待儿童的发现让病因浮出水面
在“虐待儿童”这个概念兴起以前，多重人格的病因始终浑浑沌沌，模糊得很。哈金敏锐地挑明，是人们先界定了“虐待”，这才反过来“发掘”了多重人格的病因，并非倒过来的情况。虐待跟多重人格的联系在那时缺少强而有力的实证依据，不过借着临床经验、患者自传以及公共舆论构成的循环相互证明，很快变成了一种能自我维系、自我确认的深层次知识。女性更易于被看作是受虐的人，进而被诊断成多重人格患者，这背后是带有性别倾向的社会控制机制在发挥作用。
测量工具本身在制造科学事实
哈金针对分离体验量表（DES）所做的分析，那真可谓是精彩绝伦。从表面上来瞧，DES是用于客观测量分离体验的一种工具，它能够把模糊不清的主观感受转变成可进行计算的分数。然而呢，测量所具备的功能可不是去发现那种独立存在的客观事实，而是要把带有特定价值预设的理论给合理化、使之客观化。当精神病学专家给出了一种描述框架之后，患者就会不由自主地依据这个框架去重新对自己的过往进行排列组合。一个看上去简简单单的成因理论，实际上是医患合谋所产生的结果，如此一来，多重人格知识也就借此获得了合理性与客观性。
记忆政治如何重塑我们的灵魂
在宗教走向式微的世俗化进程当中，灵魂没办法成为科学所针对的对象，于是记忆科学就取代了它的位置，一跃成为承载政治方面辩论的全新论坛。有关虐待、责任以及性别的争议，全部都转化成了关于“记忆事实”的深入辩论。那些被多重人格患者“恢复”起来的创伤记忆，极有可能并非历史事件的精准再现，而是在治疗语境以及叙事框架之下，被“语义传染”之后所形成的故事。记忆的真相自身能够被塑造，能够被牺牲，然而哈金向我们作出提醒，这个“过去”自身，以及我们用以理解它的“描述”，皆是不确定的，是充满政治性的建构。
你可曾思索过，自身笃定无疑的某些“记忆”，或许仅仅是被环境以及他人“炮制”而成的故事？点赞并分享，在评论区表述一下你的见解。
